心灵自传与散文艺术

—访评论家、散文家雷达


雷达以文学评论著称,但他的散文真诚质朴,鲜活泼辣,贾平凹称之“海风山骨,气势裹挟,既擅长对事物作横向的大思考,也善于在寻常物理中提升幽独玄机”,“有一种铁的质感”。
“我写散文,创作的因素较弱,倾吐的欲望很强,如与友人雪夜盘膝对谈,如给情人写的信札,如郁闷日久、忽然冲喉而出的歌声,因而顾不上推敲,有时还把自己性格的弱点一并暴露了。”雷达说,自己写散文,完全是缘情而起,随兴所至,兴来弄笔,兴未尽而笔已歇,没有什么宏远目标,也没有什么刻意追求,于是零零落落,不成阵势。
这是他的自谦,尽管“零零落落”,如今也成“阵势”了。前一阵子,他写了一篇《韩金菊》,首次披露这段隐秘的心事,只想能在《作家》发表,表达对韩金菊的纪念足矣。但是文章发表后,他便控制不住局面了。先是在朋友的要求下,散文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,紧接着诗人高平为此写下《韩金菊,雷达的初恋》一诗,没想到点击率上万,留言之多,超乎雷达的想象。
他曾说,真正能够叩响心弦的才是好散文。《黄河远上》(民主与建设出版社)就是这样一部好作品。在书中,他还原了与个人经历血肉相连的风俗史、精神史、心灵史,表现了在极限状态下历史的呼吸、人性的残酷与微妙。

中华读书报:《费家营》《梦回祁连》《黄河远上》等作品,曾贴到微信公众平台上,有很高的点击率,《费家营》甚至被评为2015年“中国文学最新排行榜”散文类的榜首。可否谈谈您对新媒体的认识?您认为,您的散文吸引网友的秘诀是什么?
雷达:情况确是这样。在公众号上,我的有些散文,作为文学作品而非社会新闻,点击率一般都至少在六千左右,加上其他公众号的转载,可以过万,这就不算少了。而且,我的文章留言特别多,变成了围观的话语场,不少人在上面发感慨,忆往事,说心事,说到伤心处会流泪。有许多陌生人的留言,甚感人,我一直很珍视。这就是微信的开放性和互动性,是传统纸媒所没有的优势。
我也好奇,想知道他们为什么爱看。渐渐悟出,除了在叙述风格上努力做到客观,冷峻,质朴,丰腴之外,如何打通历史与当下,过去与现在,也即实现某种“穿越”,对唤起读者是很重要的。我写的有些东西太久远了,年轻人未免隔膜,怎样引起阅读兴趣,让他们觉得并不久远,而且仍与我们今天的生活血脉相关,是个问题。比如,《费家营》的开头,本是朋友带我游览一个新景点“黄河湿地公园”,不知为何,我总有似曾相识之感,当走到一个最大的鹅卵石水坑前,旧景重现,我像被雷电击中一般,呆立无语。我惊恐地想,这总不会是1958年大跃进时,我们曾洒下无数汗水,几乎累死,连抬着沙筐走路都要睡着或栽倒的那一块地方吧?很不幸,根据对地理方位的反复核对,正是那块地方。至今还没有任何人道破过它的秘密,更没人想到过它其实是1958年“大跃进”一个遗迹的巧妙利用。于是,当年“劈北山,挖渔池,大炼钢铁”的震耳的口号声顿时在耳边炸响。昨天并不古老。回忆的大幕就此拉开。这个开头被有位读者称做“华丽转身”。但不是出于技巧的需要,而是生活本身就这样巧合。

中华读书报:关于《黄河远上》的编选,您说要让这本散文集“呈现出饱满的感性血肉,要用‘苍茫辽阔,委婉多情’的意境和形象去感染人”,您所理解的“苍茫辽阔,委婉多情”是什么?您最新的散文《韩金菊》写遥远而凄美的初恋,特别令人感动。这篇散文,和过去的写作心态有何不同?把自己的经历和心理剖开给读者,您有过顾虑吗?
雷达:我以前也出过几本散文集,因为字数少,把那些杂文,随笔,序跋,议论全放进去,以增厚度。它们当然也都叫散文,但心中总觉歉然。另一方面,因为我一生做文学评论,惯于用概念、理性、逻辑说话,这一次,我要完全让血肉饱满的形象说话,所以我编这本书,剔除了议论和思辨色彩的文字,编了一本比较纯的叙事型的抒情散文集。形象是多义的,形象是内敛的,文学是靠形象说话的,更易感人。
“苍茫辽阔,委婉多情”是上海一位文友程庸对我散文的评语,我比较认可,觉得接近于我的追求。苍茫可能与我的气质,我所写的对象比较契合,大西北本身就是苍茫的,我不但写甘肃,在《新阳镇》《皋兰夜语》等作中,富有西部特有的地理标识、文化基调与精神底色,陕西宁夏青海新疆我都写过,如《走宁夏》《依奇克里克》《乘沙漠车记》《圣果》等。至于是否委婉多情,我不好说,重要的是发现珍贵的细节,写出人性的复杂,写出别人虽经历过却道不出的感受,亦即人人心中有,人人笔下无的东西。若做到或基本做到这些,文章就成功了。我只是在努力中。我常想问别人也问我自己,这些以亲身经历为背景的东西,究竟谁会看,有哪些东西可能是人们需要知道的,是有价值的,它有可能吸引哪些人的眼睛和心灵?是否可以这样说,它包含着历史情景的,西部人心灵史和文化史的信息,一个人如何成长的过程,人的灵魂怎样遭遇风暴袭击的,人战胜自我和环境的隐秘的关键,以及从这个人身上折射的近六十多年来的动荡与曲折,它可能还有激励西部封闭境遇里的青年的作用,激起他们的自豪感和与命运作斗争的勇气,从自卑中挣脱出来。总之,不是简单的褒扬,也非故作高深,不是要迫不及待地肯定什么,更非钓名沽誉,而是以人为本,写出性格来,写出人生来。
《韩金菊》我原本没打算写,不想触动一生的痛,随着一天天老去,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藏在心里总觉堵得慌,再不写就可能无力写了,永远沉埋了,心有不甘。可一旦写起来,却又伤心得写不下去。一切都是真实的,无一丝虚构。我甚至能想起她家几次搬家的门牌号。只是为了了却心愿。我想能在《作家》上发一下就行了,不愿更多的人看到。后来好几位作家,刘兆林,弋舟,张雅文等人在杂志上看了,还有我的博士生们,都来电话,希望我一定要拿到微信公众号上发。我的看法变了,不再怕。没想到点击率上万,留言之多,超乎想象,除了一些是朋友,文艺界人士留言,绝大多数是普通读者,说它“情真意切,感人肺腑”,读来“几度哽咽”,甚至“每读一遍,都要流一次泪”。我自己不知道该怎样总结,我同意这样的留言:“历史真相隐藏在语言的暗流涌动之中”,是“个人命运与时代面影的交叠合一”。

中华读书报:据我了解,《黄河远上》上市不到一个月,就销出了一千多本,这应是不错的业绩。您的散文真诚质朴,同时也特别厚重。“真”是我阅读的第一感受。您是名家、大家,很想知道您的作品靠什么吸引人,打动人,您自己是怎么看的?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,展示给读者什么?还是仅仅完成自己的某种心愿?
雷达:我同意你说的,“真”是第一感受,真情实感永远是散文的命脉所在。但是,真实是分层次的,表象的真实,较深层次的真实,以及能直抵灵魂引发共鸣,引起疼痛感或撕裂感的真实,是各不一样的。它们取决于作者投入生命的深度,观察、体验、内省的深度,以及艺术表现的能力。这是无法伪装的。
我在取材上没有任何优势。我既不是出身名门之后,将相之后,耳濡目染过多少有影响的大事件大人物,能自然而然地写出读者渴望了解的名人逸事,历史传奇及某些秘密;同样,我虽然一生也是磕磕绊绊,但并没有九死一生,大起大落,骇人听闻的苦难经历,那样的人下笔即能感染读者并且触发历史反思。我只是个地道的平民之子,母亲是西部一个穷音乐教员,她从我三岁起即终生守寡,拉扯起了我和姐姐。她作为单身女人所经历的挣扎和痛苦,某些往事,我至今想来心中还存恐惧,使我多次都无法冷静的、完整的写出母亲。我是这样一个平常的人,按说有什么好写的呢。
但我同时认为,我仍然可以告诉读者很多,我这个人,或这颗灵魂,他做什么既重要,也不重要,他有何业绩既重要,也不重要;但他应该是一个真实的、热烈的人,一个复杂的、矛盾的人,一个绕系着文化精神冲突的人,一个心灵在场,注重从体验出发的人,一个与我的年代的生活和心灵紧紧相连的人。我还感到,我是个不善于遮饰自己的人,比较率真的人,却也同时是个叛逆的人,没有多少世故和城府,曾被认为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我从小就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意识,因而始终比较“落后”,我在文革初期有过被认为可判重刑的言论,那是西北的一个我并不熟悉的“朋友”的揭发,他为什么那时还会惦着几千里外的我,至今不解。可把我整苦了。这些言论现在看来都很正确。我偶然地步入了文学界,做着被称为文学评论的工作。如此而已。
我的身上,集中了许多矛盾,我生活的年代,跨越了新旧两个中国,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,与两条河流关系密切,一条是黄河,一条是黄河最大的支流——渭水。我奔跑着呼喊着去看黄河“开河”的壮观;我在故乡渭河的臂弯里沉酣地睡去。我的身世,父亲是天水人,母亲是临夏人,一个接近关中文化,一个接近游牧文化,这造成了我的粗糙和敏感并存的性格。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,经历了土改,镇反,社会主义改造,反右,反右倾,大跃进,困难时期,文化大革命,改革开放,一直延至新世纪,像一条大河,浪头一个接着一个,非常密集。在相当的时间里,我只是一个学生,但是,我的眼睛从一个自己的角度看到了许多难忘的往事。弥足珍贵的还因为,我出生并生活到二十多岁的西部,其情调,风俗,生活场景,文化传统,都有丰富的意蕴,到今天,它仍然是神秘的,被遮蔽的,它们的价值有必要得到彰显。
作为一个跨越了众多剧变年代的人,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,内心世界却是丰富的,敏于感受的,惟其单纯,不掺杂质,反而有助于了解那个时代心灵的历史。记不起是哪位哲人说过的,不管是多么大的人物,或者多么小的人物,多么尊贵的人物,或者多么卑微的人物,只要他负载的信息有足够的精神含量,那么就具备了使用散文这一形式的条件,把它们记述下来就是宝贵的。灵魂的历史比历史本身更鲜活、更耐久。

中华读书报:从有记忆的时候写起,您的每一篇散文都是亲历的,毫无粉饰的,同时也充满各种历史的或个人的波折,可读性非常强,让人读了放不下。这些散文的写作时间不同,应该是您的一个散文选本,那么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?在写作的时候,是一种怎样的状态,您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?您在处理题材时有何心得?
雷达:这本集子确实有很强的亲历性,在场性,回忆性,都是围绕着我的切身经历展开的。现在细想,我受影响的著作不少,但受影响最大的应是《朝花夕拾》。那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,原名《旧事重提》,后由先生改为《朝花夕拾》。“朝”意谓早年,“夕”表示中晚年,即早上的花朵晚上来拾采。先生回忆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的人事,每一篇都是那么沉郁而亲切地展示着世态变迁,人情冷暖、历史沧桑,风俗礼仪,且感情蕴藏得那样深沉。先生对社会、人性的深邃洞察和对亲人师友的诚挚感情,只有反复读之才能心有所得。我虽不能至,却一直心向往之。
我的散文一向以写西部者为多,但近年所写的“西北往事”系列,约八九篇,每篇一万多字,却与以前的有所不同。这也是这本书的主体部分。正如评论家古耜指出的,首先,这组作品是自传体的。作家从亲身经历出发,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全无粉饰地敞开,其强烈的纪实性和现场感,以及浸透其中的披肝沥胆的自我解剖和真诚言说,足以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。第二,这组作品书写作家经历,但又不是纯粹的封闭的自说自话,而是在“我”的生命轨迹中,很自然地渗入历史镜像与地理人文,于是,作家那一片片丰饶的记忆沃土,开满了社会心理,民间传说,历史事件,地域风情,时代氛围的花朵,它们交织在一起,分明构成了甘肃省乃至整个西部风俗史和精神发展史的部分。
的确,民间记忆,个人化记忆的价值在今天已是无庸置疑,但我不太主张过于纯粹的个人化记忆,面太窄,易陷入一己的悲欢,圈子划得太小,意义亦会受限。个人记忆和时代风雨裹胁在一起,无形中成为风俗史,心灵史的一种表达,才会走向深厚。
如何做到既带有自传色彩,但又不是刻板的自传,而具有散文的广延性,抒情性,联想性,是值得思考的。《黄河远上》一开始,我写了亲见的西北战场最残酷的恶战——兰州战役,当然是以孩子的眼光来看的,当时我六岁,血与火的记忆却终生难忘。接着写了震动全国的“邱家血案”,也不是故作惊人之笔,是我每天上学的路上发生的真事,凭记忆写出,它们是我人生的一部分,不可拆解。不写反而不真实了。《梦回祁连》是以四清运动为背景的,既无法不交代四清时的政治情势,但又不能陷入政治评价中不能自拔。这么大的全国性的运动,从何处下手呢?这是很难驾驭的,几乎无法写。但这段酷烈而传奇的生活怎能忽略不写?要摆脱事实的束缚,说到根本上,就是要写人,人的心灵体验,而非仅仅交代事情过程。我是以“我”为中心,一面连结乡土人物,主要是环子父女的遭遇,一面是工作组长等人。人虽少,但够了,将其他推到背景,主要的空间腾出来,写当年河西走廊的风土人情,写出人性的美丽与残酷,写出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“情调”和“风光”。环子这个农家姑娘,是真实存在的,但也集纳了其他人物的特征。有读者表示遗憾,觉得我写她少了,还想多看她的事,甚至还希望我和她“擦出火花”什么的,在那时根本是不可能的。
当时的吃食,蒜泥拌青稞面鱼鱼,男人戴“牛吃水”的帽子,河西女人裹的头巾,有趣的方言,“烧房庄”的堡子文化,涝坝水,打胡基,以及当时唱的革命歌曲,环子送我的两盒新建牌的香烟,每盒一毛一,对农民来说是够重的礼了,还有那个红皮笔记本,等等,这些东西在今天全都消逝得无影无踪。连民乐当地人看了这文章,都觉得如在梦中,却又喜欢。

中华读书报:您曾在《我的散文观》谈到自己心目中的好散文“首先必须是活文”,而非“呆文”。您如何理解“活文”?
雷达:我确实说过,喜欢“活文”,不喜欢“呆文”的话。比如,一度文化散文成风,余秋雨早期的一些文章,我认为有开创性,走在前面。但后来忽然很多,有的看上去很渊博,什么都知道,不少是临时从网上书上查的,这未尝不可,可以普及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,但罗列太多,掉书袋,性灵就不见了,便“呆”了。还有,中国散文的叙事记人,有极深厚传统,弄不好它会变成一种模式的重压,也容易“呆”。我想,“活文”恐怕首先得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,包含细腻复杂的人性之困和情感矛盾,这种境界和格局,与作家的知识积累、文学素养有关,更与作家的情怀有关。鲁迅先生说,“开掘要深”,这四个字分量很重,够我们消化一辈子。我很看重一篇文章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活性元素,思维的浪花是否采撷于湍急的时间之流,是否实践主体的毛茸茸的鲜活感受。这些问题都比较复杂,我也在摸索,还是以后专门另找机会再谈吧。我的“西北往事”还在继续写,接下来是“我的大学”,“干校的日子”等等,值得写的事还有不少。

2018年04月21日

肖复兴:阅读与写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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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灵自传与散文艺术 —访评论家、散文家雷达

雷达,甘肃天水人,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,著名评论家,中国小说学会会长,中国作家名誉委员。 舒晋瑜,生于山西霍州,祖籍山东博兴。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。自1999年供职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《中华读书报》,现为总编辑助理。著有《说吧,从头说起——舒晋瑜文学访谈录》《以笔为旗——军旅作家访谈录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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